翻译：林康
都是贺巾
马华文学史奠基人方修在《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中，重点介绍了两个五十年代短篇小说，贺巾的《青春曲》和韦嘉的《沈郁兰同学》，给予战后马来亚学生反殖文学代表作的评价。
两个短篇，其实出自同一作者。《贺巾小说选集》1999年出版，收入两个小说，这才证实了此事。选集有他五十年代发表在“短命”杂志与期刊上的另外十个作品。当时他还是华校中学生，由于参加反殖活动，为逃避警方耳目用许多不同笔名写作。贺巾的第二个短篇集《峥嵘岁月》，1999年同年出版，收他八十年代参加马来亚民族解放军战斗时及和平后的创作。2004年自传体长篇《巨浪》，写他反殖学生运动时期的经历；2011年续写另一个自传体长篇《流亡》，叙述在印尼的流亡生活。
贺巾，原名林金泉（1935-2019），出生在新加坡一个贫穷家庭。《巨浪》披露，1954年五一三学运公开宣示反对征兵的立场后，他作为一名有地下关系的学生领袖，遭到英殖民当局通缉，当年年中，被马共吸收为党员。紧张局势升温，为逃避追捕，组织1962年安排贺巾和妻子苏世华，连同其他马共党员转移印尼。八十年代，夫妻俩接受派遣进入马泰边境森林，奔赴战斗前线；1989年合艾和平协议签署后，滞留泰南居住。2019年，贺巾在曼谷辞世。
贺巾辗转流亡新加坡境外，不只是他个人的具体事件，也是个历史事件。他那一代受华文教育并投身反殖活动的青少年（也许是马共党员，也许只是被戴上马共帽子），普遍面对驱逐、流亡，或不经审判（在维护国家安全名义下）被监禁的命运。他只是其中一人。这样的命运远未过去，帽子没有被“忘记”。“共产党”在新加坡历史的主流叙事中一直出现，成为一个虚幻而非历史学的通用名词，以对新加坡生存构成威胁的涵义存在。如人类学家安•斯图乐（Ann Stoler）所说，殖民地受害人是“非具体的人，影子的碎片”。
在新加坡，受害人被剥除了个体形态，殖民统治结束后继续如此。上述方修以为两篇小说出自两个作者的错误，其实是殖民当局与后殖民国家有意识磨灭反殖运动鲜活痕迹所造成的结果。五十年代华校中学生政治运动所带动起来的新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短篇小说、诗、散文），纷纷遭到查禁。
方修自称找不到《沈郁兰同学》原文，只好根据他的记忆作介绍。1954年沈郁兰因为五一三请愿在警方暴力镇压下受伤，方修介绍肇因是六七月间的一起意外。然而，无害的细节如沈郁兰追求者的名字，他倒是准确记得的。类似的文字处理方式，迟至七八十年代依然可见。
小说是他向单一叙事的挑战
1989年马来西亚、泰国政府和马共三方签署合艾和平协议，承诺具备马国公民身分的马共党员有回家的权利。新加坡不是协议签署方；新加坡公民必须发表背弃过去政治活动的声明，而且经内部安全局认为满意了，才能回返家园。按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说法是，必须如此，这些人在政治上才算阉割干净。贺巾于是一辈子流亡，在流亡状态下出版了创作时间较早的两个短篇集子，接着写了两部自传体长篇。他以一名带着批判观点，同时对自身抉择无悔的马共党员身分书写，以此为自己正名（恢复名誉），索讨回个人身分与个体能动性（individuality and agency）。
小说创作（短篇与长篇）是贺巾自由发声，向国家向党（马共）的单一叙事发出挑战，提交自身供词的方式。这两个体制性的权威，都将党（马共）描述为一股强势而不可忤逆的力量，差异只在其为邪恶或正义的指认。有人（黄锦树）批评贺巾的书写缺乏文学价值，犹如生活记录，作品表达的世界观纯然来自作者狭隘与有限的生活经验，只有其前同志和研究马共历史的学者才有兴趣。
然而，贺巾小说的归类不应局限在创意文学范畴。它糅合了事实与想象，创作与记录。读者从他独特的叙事方式，可同时了解到真实生活中的马共与小说作者。贺巾介于五十年代至2011年的小说创作，基本上是他立足底层（基层）的自述——作为一个受英殖民当局与后殖民国家视为敌人加以逼迫的对象，与此同时，也作为面对着党高层压力的一名普通党员，他娓娓道来，诉说自身的立场。本文旨在从见证的角度梳理贺巾的生活故事，探索隐藏在其叙事当中的真正意涵。
纪念五一三六十周年的推动力
（存目）
五十年代的反殖巨浪
（存目）
五十年代短篇
贺巾在五一三学潮中涉足两条战线——他一方面是重要的学生领袖，另一方面又是个有潜力的，反映人民抗争现实的多产短篇小说家。他在好几份一般在创刊不久后即被查封的新文学杂志上（包括1954年4月10日创刊的《耕耘》半月刊），以不同笔名发表短篇小说。
“韦嘉”的《沈郁兰同学》，1954年11月份在《耕耘》连载，读者迅速认出写的是五一三学潮。作者将五一三学潮定性为促使学生结社进而构成一股政治势力的导因，为学生在他们所创造的历史中，争取到应有的一席之地。当然，小说并未明写学潮具体。面对英殖民当局的高压，作者不可能直接描述那一天发生的事情与缘由。
《耕耘》最后三期，刊登了系列讨论《沈郁兰同学》的文章。这些讨论主要表扬作者塑造了堪为学生模范的人物—— 一个活生生，能正确处理好爱情与理想的英勇新女性。有人甚至把它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1936年）与《牛虻》（1867年）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放在一起讨论。
也有评论认为小说缺乏深度：沈郁兰并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的束缚；她参与政治抗争完全出于形势带动起来的热情与激动；她的思想斗争是独自进行的，没有和其他同学团结在一起；群众在小说中缺席。
针对批评意见，贺巾说明沈郁兰是以他认识的同学为蓝本创作的人物；同学们之所以喜爱这个作品，纯粹因为它记录了他们为建设美好社会进行的抗争。五一三学潮的深刻意义，同学们的同志爱，深深感动了他，使他有了创作的冲动。他不是在模仿伟大的苏联作品，也没有深入探讨某个特定思想意识的动机。
沈郁兰决定献身马来亚反殖斗争，拒绝男友一起“回国”（中国）的哀求。“回国”的问题，在《沈郁兰同学》一年前创作的《青春曲》也有触及。小说从学生团体一个舞台剧的公演被查禁切入。该剧女主角因此受到沉重打击，与此同时，她父亲被生意合伙人欺骗，健康出了问题。她祈求父亲一起回中国去过新生活。父亲的回答是：“不，中国有太多苦难。”
贺巾和伙伴们通过新文学创作，直接挑战英殖民当局，他们有意识地和中国，和侨民文学保持距离，为终结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进行斗争。在战后兴起的去殖民化、要求民族自决、争取自主的运动中，他们是抱持如此愿景的第一代。
缅怀受难同志
小说集《峥嵘岁月》，贺巾在马泰边境参与马共游击战行伍时及和平后的短篇作品，继续贯彻他五十年代小说的五一三精神。
集子以不少篇章探讨他身边同志的日常生活。来自战斗的艰困、苦难甚至牺牲，还不比单位领导对下属漠不关心，缺乏友爱和关怀，更叫人受挫。轻蔑、嫉妒、自私，伤人的耳语与排挤，在战斗较不密集但长期紧绷的森林，竟成了基层战士的日常。贺巾把记录同志在特殊环境下的生活，视为自己的责任，视为献给牺牲的爱国战士的花环。
马共面对的最大争议之一，是七十年代初的肃反扩大化。此前为南下准备而招收的大量新兵，不少人竟因敌奸叛徒嫌疑被整肃。方小浪，是其中较为人知的一个案例。方小浪是五一三学潮的学生领袖，出身新加坡知名左翼家庭，在被押送受审途中突遭处决。他的妻子也是五一三学潮的学生领袖，一个在越南培训的医生，知道丈夫噩耗后自尽。此事长时间被掩盖，和平后吴彩唐（方小浪母亲）要求组织交代。马共终于为他们平反，称为烈士。
另一个短篇《青山默默》，老资格的地雷兵成光经验丰富，却一直不被擢升。他和妻子，因为妻子大哥（也是一名老战士）受嫌在部队食物下毒被调查，一直活在阴影下。两人当时被快速带走问话，妻子受不住压力依“坦白从宽”原则认罪，希望事情早些了结。尽管此事并未公开传达，而且有传闻下毒真凶已被抓获，他仍旧每日活在耻辱中。
那之后他心情郁闷烟不离手，结果死于肺癌。临终，要求单位领导在他死后宣布他清白，洗去他的污点。领导没落实他的遗愿，却向未亡人推托说，组织从来没公布过他有政治问题，所以不必要做任何声明。
和平后组织迫于要求公布真相的压力召开申诉大会，成光妻子终于有机会在会上洗清两人蒙受的冤屈。但当她站到台上，却只能泣不成声，连事先拟好的讲稿也撒手掉落讲台。言语乏力，表达不了他们在阴影下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贺巾年轻时写小说，他是个为了创造美好未来而奋斗的反殖革命者。作为马共基层战士，他的小说，转而为在森林里没日没夜坚持，不幸牺牲的同志，始终不泯人性与尊严的同志发声。
流亡生涯与世俗
贺巾七十六岁出版《流亡》，是他最后一本书，覆盖了1962年他和妻子在组织安排下从新加坡出逃，在印尼长达十八年的流亡生活。此书像作者日常生活的记录，“艺术”加工最少，是他所有创作中最世俗的一个。
第六章《星星》，讲述大女儿从出生到两岁的经历。他给孩子唱催眠曲和民谣；为解决孩子营养面临的折腾；生活入不敷出的危机。孩子先学会叫“爸爸”，然后才会叫“妈妈”，让他偷偷得意了好一阵子。这本来是为人父母一般会有的亲昵回忆，对小说叙事人却别具意义。他的小“星星”七岁时，就遵照指示连同弟弟一起交由组织托管，组织不准托管的孩子把父母亲叫做“爸爸”和“妈妈”。
李发原如何清理荒地种菜维持家庭生计，占了小说好几个章节。播什么种，施什么肥，如何确保灌溉用水。后来服从党的策略改当鸡农，又为选购什么品种的鸡，如何饲养最有经济效益，怎么应付鸡瘟等事烦恼。
当他们在上级领导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整风运动中成为批判对象时，这些世俗的生活细节竟成为他们不向艰苦生活低头，继续坚持理想的可信佐证。
李发原夫妻1979年被安排奔赴马泰边境前线加入游击队，途经长沙逗留时，到四方山革命之声电台短暂工作。他们因此有机会阅读到各种时事书刊与评论，并和曾到欧洲居住过的五一三学潮好友会晤，知道欧洲马克思主义者反对照抄俄国革命的主张，以及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迁，针对马来亚武装斗争是否可持续的讨论与质疑。
新加坡历史中的基层马共
（存目）
书写生活故事为历史作证
贺巾书写生活经历的小说，不因为他的共产党身分影响其可信度与合理性。他的短篇，记录了像他那样的边缘人与受害者的生活，贴近现场的日记般的书写，收集成书时形成连贯的生活画卷。他作为自传体小说的长篇，则仿佛按照曾经的生活轨迹，将过去短篇逐一纳入。
他自传体小说在对白里夹杂为人们所熟悉的华人方言与马来话，使作品显得生动可读。因为是小说，他也享有以熟悉的人为蓝本，在介入他们世界时周到地照顾前同志希望保有隐私的自由。他拒绝明文确认笔下任何人物的真实身分，只交代他以真实人物为蓝本的书写方式。
贺巾在《巨浪》中指出，五一三学生在总统府前列队和随后在华中校园集中，不是马共规划的。他表示这不是“小说家言”，而是他不惮站出来捍卫的事实。
贺巾其实不喜争论。《巨浪》后记强调，他不想无意间引爆政治雷区。他的朋友读了第一稿，认为“过于贴近历史事实”。于是改了第二稿，意见是小说可以“正面”些。《巨浪》最后一章，某政党在1959年5月31日大选获胜，四个小说主要人物喜迎黎明。贺巾认为读者大半都清楚，那结束时的“正面”音符只是个幻觉。某政党上台执政，不到两年后逼迫他流亡一生。
《流亡》同样有“正面”的完篇。李发原夫妻俩进山前，是怀着希望的，他们要和部队领导讨论“农村包围城市”的延安战略，在八十年代是否可行。《峥嵘岁月》（十年前出版）集子里的短篇，早披露了这希望等如“虚妄”。
这位《沈郁兰同学》的作者，为华校中学生在反殖运动中所扮演的历史性角色争取到应有的定位，同时也为自己争取到对马共历史与官方新加坡故事作出回应的权利。贺巾“小人物”式的供证，扰乱了精英和强人们建构的“宏大”历史美景，扰乱了与之相随的，超越半个世纪把他和其他像他那样的人困在其中的政治文化氛围。
《沈郁兰同学》归来
2014年，菲利普•霍尔登（Philip Holden）教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以“教授紧急状态：在历史框架中教授新加坡文学”（Teaching Emergency: Teaching Singapore Literature in an Historical Frame）为题的课程中，加入“书写紧急状态”（Writing Emergency）的环节。
他安排班上学生阅读四个政治活跃作者的短篇小说。贺巾之外，其他三位都是本地英文文学的知名作者。
本来预料学生会倾向于技巧较讲究、结构较复杂的英文小说，谁想许多学生却深受《沈郁兰同学》感动，尽管作品似乎在说教，而且英译差强人意。
霍尔登教授分析，小说里华校中学生的理想主义和改变社会的热忱（如今显得那么稀罕），触动了他的学生。
《沈郁兰同学》五十年代深受华校中学生喜爱，六十年后，以其英文译本在大学生中重新得到共鸣。这个小说归来，接受新一代国人的体认。
英文原刊《亚际文化研究》学刊（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总24期。此译稿为删节本。
作者为新加坡历史学家
译者为本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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