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维介
2019年7月，期刊Voices的“市长寄语”栏目里有一段话：“亲爱的市民：今年对新加坡来说是特殊的一年，因为今年我们纪念新加坡建国两百周年。”这段表述，犯了英译中用语的错误，文本里的英文关键词“Bicentennial”，不是“建国两百周年”，而是“开埠两百周年”。把“开埠”等同“建国”，让“学习历史该不该、足不足的问题”浮出水面。
当今的教育体系里，小学阶段没有历史科。“历史”必须到了中学一、二年级才吐气扬眉正式成科，与地理、文学并列必修。中三以后，这三科改为选修科，许多学生因此与历史疏离了。因此，他们的十年中小学教育里，修读历史科的时间可能就只有两年。这现象存在已近半个世纪，与自治邦成立后规定小三开始修读历史，同时史地皆为小六会考必考科目的课程结构相比，学生的历史接触面差别明显。
二战前的历史教科书
华校史长逾百年，历史科究竟何时走进小学课程？碍于资料欠缺，我们只能根据零星信息推断。本地几所大型图书馆收藏的华校教科书，供高年级（即五、六年级）使用的小学历史课本有多个版本，那年代保存下的若干零碎课程资料也显示，高小课程涵括了历史科在内。
至于初小（小一至小四）部分，则未见这类信息，或许我们可以从初小的一些科目内容去了解这个问题。直到1950年代，本地华小的课程里其实没有“科学”这一名堂，但有“自然”、“卫生”与“常识”这三个科目，而常识一科，包含了自然、卫生、历史、地理等内容。“卫生”一科，除了灌输正确的生活卫生习惯，也讲述人体各器官的功能，等于是包含了“科学”的内容；“自然”科侧重教导自然界现象与动植物知识，其科学范围略嫌窄小；“常识”是个综合知识型学科，内容广泛，从自然界现象、社会组织到史地知识，都包容其中。1960年代以前，有的学校在初小阶段同时教学这三个科目，有的选择其二。因此，估计二战前本地华校初小并没有独立的历史科，历史知识是分布于“常识”科里。1960年左右，它才被“科学”这一科目所取代。
某个下午，我在图书馆浏览《夜灯报》时，意外发现胶卷后附有另一份本地报章，名曰《公报》。它在1946年6月25日刊登了当时中国国民政府派遣督学到新加坡视察侨校的消息。它的新闻标题是：小学教学科目及时数/经教育部修订颁布/小学课程标准经第二次修正。新闻标题所指的“教育部”，是南京中国政府教育部，而非新加坡殖民地教育当局。新闻陈述：“近日我国教育部督学陈雯登抵星时，本坡吾侨教育界曾把战后华校课程无所适从的问题提出，陈出示了国内小学第二次课程修订的内容，并根据本地情况列出了《新加坡初高小教学科目及时数表》。”
《公报》对这份资料的说明，其实并不明确，它所列出的科目共有七个，里头没有“历史科”，但有“常识科”，并注明它的教学时数是小一及小二每周120分钟，小三至小六每周180分钟。180分钟的课程包括自然、历史与地理三大内容，意味着本地华小在那个年代并没有独立的历史科，史地知识都在常识科内，而且是从三年级开始。这则新闻，引发了另一个问题：高小究竟是历史独立成科，还是历史也涵盖于常识科内？又或者，学校的高小课程也允许自由选择安排历史或常识科？
1920年代，殖民地政府虽然以消极态度对待本地华校，但对它的教科书内容则谨慎警戒。英国人的戒心，与十九世纪的中英鸦片战争以及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史实有所关联。它担心这些教材的观点对英国与西方有负面的影响。1921年8月19日，三州府华民政务司在《叻报》刊登通告，表达了当局落实1920年《学校注册法令》的意志，强调它无意阻碍本地学童学习母语，但教科书内容不得与殖民地政府的利益有所抵触。这份文件再三强调：“华校教科书所载课程，若非妨碍三州府及大英帝国者，亦断不干涉。”由于这一两年间，华校团体不断反对注册法令，1921年9月中旬，当局索性宣布新加坡华侨教育总会为非法组织，并查封它。华侨教总请愿上诉，英国中央政府于1922年1月7日在《叻报》答复，反复强调只要教科书的内容与意识不损害英国利益，殖民地当局不会采取行动。至于哪些内容有损英国的利益，则未具体说明。
1928年中国国民党完成北伐一统中国后，开始落实“党化教育”的政策，它设立了“华侨教育设计委员会”，全权处理海外华侨教育事宜。1929年，国民政府决定编篡一套以三民主义为核心价值的教科书供南洋华校使用，这动作警惕了英国殖民地政府。1930年，海峡殖民地迎来了对国民党并无好感的金文泰总督，他不仅明令禁止国民党在新马设立分部插旗活动，也同时捉紧对华校教科书的审查工作。语文、历史与公民科课本都不可免地与意识形态沾边，因而成了殖民地政府的箭靶。郑良树教授统计，1932年被新马殖民地政府查禁的历史教科书有四个版本，包括中华书局《新小学教科书》历史第二及第四册；商务印书馆《新学制教科书》高小历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新撰教科书》初级中学《本国史》全套；上海大东书局初级中学《本国史》第三及第四册。
1933年被查禁的历史课本，包括中华书局《新中华教科书》高中《中国史》下编上册；中华书局《新课程标准初中中国史》第三及第四册；《外国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复兴教科书》高中《中国史》上册，初中《中国史》第三、第四册。
二战后的历史教科书
1945年二战结束后，全球政治风起云涌，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阵营相持对峙，形成冷战氛围。同时，各大洲被西方列强长期统治的殖民地纷纷掀起龙卷风，它的气旋猛烈，要求独立自主的呼声此起彼落。这两股气流冲击下，西方列强感受到共产主义势力在东南亚形成“骨牌效应”的威胁。新形势下，重返新马的英国人改变了统治思维，尝试管制华校与推行教育本土化的政策逐渐在教育体制中显现，这包括1950年代英国人推出了新的教育条例，发布了两份教育报告书。首先，英殖民地当局于1948年推出《十年教育计划》，以津贴为饵，尝试约束华校，但成效不彰。于是1950年当局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加大力度，颁布了《十年蓝图增补条文》，并同时成立“教科书咨询委员会”审查华校课本，向出版商明示务必除掉教科书里不符合本地社会要求的内容，尤其是灌输中国政治意识的材料。这类内容，被认为普遍存在于历史、公民与华语这三个科目中。
1950年，英国人巴恩（L.J.Barnes）的《马来教育报告书》单刀直入，提出废除华校与淡米尔学校的主张。它的建议得到马来亚大学梅森教授的积极支持，他在一次演讲中毫不掩饰地批评华校课本对中国国家认同的灌输，导致华校充满浓郁的中国色彩，因此在四种语文源流学校中，华校的改革最为迫切。为了确保华校课本能准确贯彻教育当局的课纲精神，梅森建议直接翻译英文课本供华校使用。
1951年发布的《方吴报告书》，同样也指出华校教科书缺乏本土意识的缺点。它的态度较为平和，建议若由本地自行编印课本供华校使用，更能符合本地学子的利益。《方吴报告书》对华校历史科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历史科“一般上只是人名与年代的堆积，对文化与科学成就的叙述也不够”；二、历史课文的内容比重失衡，单单中国史便占了50%，与华侨有关的课题又占去25%，其余的25%属于世界史，包括少量的马来亚史；三、历史教学法以名词与年代记忆为主，相当落后。
1955年，英国人决定让新加坡通过选举成立议会，并组织市政管治团队，于是1956年《立法议会各党派华文教育报告书》出炉了。这是第一份由本地政团主导的华文教育检讨报告书，它也点出华校教科书本土元素不足的现象。五六年间，这三份报告书都一致认为华校教科书存在严重的认同意识问题，必须从速修正。
国际形势急速翻转，时代巨轮向前滚动。十八世纪华族移民大量南下新马以来，固有的侨居观念随着二战结束带来的政治演变而临界转折点。原本笃定侨居的华族社群，旅居在地数十年，建立了家庭，繁衍了后代，情感早已悄悄盘根伸枝，与所在地这方水土同呼共吸。在摆脱殖民统治与五十年代中国半封锁这两大政治夹缝里，华族侨民面对了“落地生根”或“落叶归根”的选择。当殖民地政府连番叫板，强烈要求华校教科书去中国化时，华社的选项只剩点头或摇头。
土地认同大扭转，华校历史教学上原有的中国内容比重已经不合时宜。五十年代开始，马来亚史的分量有了明显提升，一改二战前几乎以中国为重心的历史课程安排。随着自治邦的酝酿，历史教科书必须根据本地课纲编写，成了无法违抗的政令。时序进入1950年代，当局越来越在乎当地课纲与课本的有机联系。自编课本的通路打开了，数年间由本地编印的华校教科书版本越来越多，联营版之外，教育供应社、南洋书局、上海书局、世界书局，都有编印包括历史科在内的课本。
殖民地时期，华校与英校的历史教学显然各走极端，英校课本奉英国为圭臬，华校则以中国为依归。至今仍未见资料显示，英校的历史教学内容为殖民地当局所垢病，但华校课本以中国意识为主导的现象在1930年代便为英殖民地政府所关切。为了南洋市场，当时的中国出版社也曾删修了若干敏感内容，回应当局的本土化主张。即便如此，有限的调整幅度仍然无法缓解人们对这问题的批评。这时期本地华校历史课本所涵盖的内容其实也有涵盖世界历史，包括东南亚史与马来亚史，只是中国史所占的比例明显偏高。另一方面，由于当时没有统一的会考制度，任课老师面对一册册教科书，便有了自行决定教学课题的空间，这意味着教学内容因此有倾斜失衡的可能。
二战后，真正促成本地实现自行编印华校教科书的导线是《方吴报告书》。1951年，这份报告书发表后，殖民地教育当局迅速与华校教师团体接触，同步成立了“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与“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共商对策，包括探讨与书商联手编印教科书的可能性。这是本地教育史上首次由政府主导，与民间携手促成教材本土化的行动。最终，联营出版有限公司成立，推出第一套完全根据殖民地教育部课纲编撰的华校课本，华校历史教科书侧重中国史的偏差开始摆正，它强化了东南亚史，尤其是新马史的内容。1955年联营版的高小历史课本，便是“遵照1952年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颁布《马来亚华校高小历史课本编纂原则及编纂纲要》所定标准编纂。”这套供五六年级使用的课本，共计四册，以“世界文化为中心，说明一切与今日世界有关之文化如何起源、如何发展及交流之效果，使儿童对中国、马来亚及世界历史能得一概括的基本的认识。”
1956年，新加坡华校教科书出版联盟再现，名为“教育供应出版有限公司”。至此，本土编印华校课本的气候逐渐成形，教科书里的本地内容比例大幅度提升，历史科的变化尤其明显。例如根据1958年马来亚联合邦教育部课程纲要编写的马化版历史课本，便包含了“马来亚历史概要及早期诸帝国、马来亚文化、马来亚通史以及华巫印欧四族文化”等范围，内容更贴近、符合当地的“国情”需要。
自治邦成立后的课本编印
1959年，新加坡正式成为自治邦。除了国防与内政，当地民选政府有权主导其他领域的政策。随着认同意识转移，教育政策也有了至为明显的变化。首先，马来语被法定为国语，马来文踏步迈进各语文源流学校里，教育本土化就此成了主流论述。其次，在立邦建设之初，政府的施政重点自然地侧重经济与工业建设，各语文源流的数理科目在课程中的分量获得提升，教学时数普遍增加，人文科目的空间则受到些许“压缩”。自治后教育部的历史科课纲检讨，统一了各语文源流学校的课程标准，它明确了小学一二年级不设历史课程，理由是这阶段学生所掌握的字词，不足以应付历史科目的需求。它也确定小学三年级开始讲授历史，修读至六年级毕业为止。教育部强调，小三与小四修读历史的目标，是为了“激发与开启儿童的想象力”。上了中学，课程规定初中低年级强制修读历史，到了中学高年级与高中，历史成了选修科，这是由于中三开始文理分科的缘故。从1959年开始，十年中小学教育里，学生都有至少六年修读历史的机会。
针对五十年代各报告书的华校课本“马来亚化”主张，本地华校其实并不排斥，华文报章、华校组织、华社团体以及华文出版商都积极支持这种见解，但反对盲目地彻底去中国化，使华族学生失去文化的母根。华社认为，课本在强化本地文化历史之同时，也必须确保中华历史文化的传扬。同时，在反殖的大潮中，人们也不认同历史课文对殖民地宗主国事物的盲目歌颂。
1961年6月5日，李简在《民报》读者之声发表《谈华校四年级的历史教科书》一文，就直批当时的历史课本存在“浓厚的殖民地主义色彩”。可惜该文没有说明，他所指的教科书是哪个版本。文章批评这套四年级课本上册里的若干文本，所传达的意识违反了课程纲要的旨意。它举例，第六课《金母鹿号的旅程》所灌输的意识并不正确：课文主角戴力克航行世界一周，他的毅力与勇敢本应受到敬佩。可是课文里却记述戴力克和他的表兄“从非洲运载黑奴到美洲去，不幸被西班牙人打得七零八落，损失很重大。戴力克不肯罢休，使用小艇专门抢劫西班牙的船只，很得英国人的赞扬，不少的海员都参加了这个阵营来......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皇为了表示敬爱这位英雄，便在金母鹿号船上封他为爵士。”作者质疑，这种“贩卖人口的行为，不应当被视为‘英雄’......试问儿童若是接受了这思想，将会有什么结果？戴力克，特权阶级的忠实奴仆，人贩子，根本违反了人道主义的精神，也根本违反了我们的时代精神，是必须受到严厉批判的。”
文章还批判了同册第十三课《孟加拉省的首任总督》的“英雄”定义。课文中的英雄克莱武，本来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书记，后来从军，带领英国军队保护英国人的利益，不但把它的竞争者法国逐离印度，而且镇压群起反抗英国的印度人民，终于“被任为总督，并且被封为爵士”，“为英国立下了崇高的功绩”。作者质问，“课文里所传达的典型殖民主义者行径，到底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1950至1965这15年里，教育当局在落实编写课纲以及推动华校教科书本地化方面虽然不遗余力，但有操之过急之嫌。这现象具体反映于课纲与课本的编写时间太短，以致内容存有明显缺陷。
《方吴报告书》成员于1951年2月中抵达新马，走访新加坡、吉隆坡、槟城、怡保等城市，前后约个把月时间便完成任务。4月初回返英国，7月报告出炉。1952年初，当局接受报告书的建议之后，火速成立了“华校教科书咨询委员会”和“华校教科书中央委员会”。4月9日，中央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修改课程标准，5月初课纲修订工作便告完成。接着在当局牵头下，协调五大书局成立联营出版有限公司，继而成立编写小组，大约一年时间（1953年底）课本便完成印刷，《华语》、《卫生》、《公民》与《地理》课本出版了，及时赶上1954年正月新学年使用。从报告书发布、成立咨委会、工委会、共营书局与编写小组到编纂、排版、印刷成书，整个过程只用了两年的时间。
本地史家崔贵强先生在《从“中国化”走向“马来亚化”》一文中指出，“五十年代的改变课本，就显得急就章，仓促成事，因此引起了混乱......以历史科的纲目而言，一些专有名词的翻译，就使人困惑。熟悉东南亚历史的人，都知道马来亚的土著Negritoes惯译为‘小黑人’，而纲目却音译为‘尼格里多’；苏岛的Srivijaya王朝，惯译为‘室利佛逝’，而纲目却译为‘斯里维查耶’。此外，又把爪哇的Majapahit（满者伯夷）译为‘马查巴喜’，念起来多拗口，令学生难以记忆。”
独立后的历史教科书
1959年自治邦政府成立后，教育领域持续发生重大变化。它最大的改变，是对四种语文源流学校的课程纲要与课本内容制定了统一方向。原本可循序渐进、按部就班落实的教育本土化计划，却因周边的政治生态变化而无法顺遂。新加坡自治才一两年光景，“马来西亚”的概念就提上了议程，新加坡政治瞬间陷入严重分歧状态。1962年全民投票表决，新加坡敲定加入马来西亚成为它的一州。1963年9月马来西亚成立，但不及两年，新加坡却脱离马来西亚成为独立国家。这三四年间政治上的摇摆与纷扰，强力冲击着政治认同的浮标，教育这亩耕地亦受波及。课纲的修订最为明显，1959自治那年，教育部刚修订了课纲，1961年又整改一次。两年后，随着1963年马来西亚诞生，课程标准不得不再次调整。可是，新课本都还来不及更替，又因新加坡独立而有了新的认同目标。这五六年间，政治迅速翻转，有“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无奈。
1965年独立至1970年代这段期间，虽然华校已经江河日下，但是历史科在教育体制中的位置仍持续有变：
一、1968年教育部宣布，在六年的小学教育中，“历史”将不再是学校里的考试科目，这意味着小学历史就此只读不考。这个计划于1968年先在小学三年级至五年级落实，到了1972年，小六会考就不再有历史试卷。
二、新加坡独立后，以华文作为媒介语教导历史与公民这两个科目，曾被认为是可强化母语学习的方案。1968年11月19日海峡时报的新闻：教育部长表示，为了贯彻双语教育政策，未来英文小学和华文小学的历史科与公民科，将以母语授课。这个方案后来只闻楼梯响，没有落实。原因是考虑到学习历史科所需的语文程度较高，还涉及不同地域的方言土语，担心这可能对母语程度较弱的学生造成压力，影响学习效果。
三、以母语教学历史的计划取消后，日薄西山的华校经历了落幕前的另一次整形——把英文历史课本直接翻译成中文供华小使用——阴差阳错，这个酝酿于殖民地时代的念头，终于在独立后落实了。
1970年，华校第一次出现了翻译版的历史教科书。这套由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小学历史课本，每年级都根据主题定下书名，例如三年级上册为《创业的年代》；四年级下册是《多元种族，多元宗教》；五年级上册为《战争与和平》等等。这套英文历史课本的作者是陈宣音，由新加坡大学历史系周振忠博士担任“历史教科书编篡顾问委员会”主席。教本附有周振忠与黄麟根教授（后来担任过新加坡内政部长）所撰写的前言。黄教授在前言中说：“由于过去殖民地时代，是我们的遗产，所以，叙述现代的新加坡，必得溯自莱佛士爵士的经营。可是我国的历史，不仅是记载英欧人士和英日人士在东南亚的竞争，也不仅是叙述历代贤明总督和文官的作为，它也记述先民移植的事迹：所谓生于斯，作息于斯而定居本岛，为着子孙，辛勤建国。然而，这一方面的历史，过去向未为儿童讲过。”这段表述，是个别针对英校或华校，或同时针对两者过去的历史教科书缺陷而发言，则不得而知。
四、1974年，华校奄奄一息之际，历史科自华小课程下架了。当局重组课程，把历史、地理与公民三科合而为一，于是小学课程出现了《生活教育》这个新科目。那一刻，夕照残墙，不闻鹤唳鸦噪。
小结
由于历史教科书会长期影响年轻人的史观，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出现历史教科书内容没有反映历史真相而互别苗头的现象。东北亚的日本、韩国与中国为历史教科书的观点偏颇而陷入激烈攻防，拉锯辩论，却无果；台湾蓝绿阵营为历史课纲口诛笔伐，鏖战多年。政治的强势操弄，执政者按照自己的模式浇铸印模，便不费吹灰之力收割了大批信徒。
半年来，香港社会运动愈演愈烈。一些当地学者分析，香港回归以来，未能妥善处理教育问题，历史课程的缺失，终于让东方之珠付出沉重代价——血液中的国族元素被抽离归零，才会有心无障碍挥舞英美国旗当街呐喊的局部现象。噢，原来历史的功能，它是通往生命源头的一条古老栈道。
本地华校消失以后，社会上偶有谈论强化修读历史的弱音。它批评历史科在课程中“low status”的现象，也议论新加坡历史的源头与长度。然而，历史毕竟是一颗敏感的干果，吃不吃，有时叫人迟疑。历史的大江大河，从来就是也能载舟，也能覆舟。政治主导着历史认知的大方向。有时，它悄悄完成任务，神不知鬼不觉；有时，功利思维让人冷漠了历史，一如没有诗，日子照样平安过渡。历史的断层效应，是否只有等到山河面临断崖，才能为人深切感知？
作者为本地文史工作者，本刊特约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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