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南亚之最
马来西亚的华人村镇依据2005年房屋与地方发展部的资料显示，西马来西亚共有436个传统新村，加上新村发展部纳入新村范围的134个重组村和43个渔村，总共613个，全部统称新村。至于东马有多少华人聚落，至今没有确切统计数字。在东南亚马来西亚华人人口虽然不是最多，无疑确是华人文化维护的最为完整，具有本身主体性，并有所发展和创发的国家。相较于印尼、泰国和菲律宾等国土较大的国家，华人大量地被同化，若说马国华人村落是东南亚之最，虽不中亦不远矣。
马来西亚华人聚落是19世纪以来，华人先民远渡重洋，在此披荆斩棘，从无到有，一点一滴，创建发展而来。这些村落是个完整自足，人的一生可以在此生老病死，不假外求的个体。这些聚落奉行的是源自华南闽粤的生活习俗，其主体性极为明显，由于这种独特性，村落内的发展自然有其规律和脉络可寻。
一步步推进
自1970年以来，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研究，碑铭方始进入学界的眼帘；同时稍后郑良树和魏维贤编著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华文中学特刊提要（附校史）》（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75）和颜清湟的《新马华人社会史》（北京：华侨出版社，1990）开始大量采用社团和华校特刊整理撰述而成；2000年以后，口述采访开始大行其道。这些民间文献的采集和引用基本以个别课题为采集和使用方向，如碑铭主要集中在华人义山或神庙，华团特刊主要供华团或相关课题研究之用，口述的采集也以课题为导向。
村镇研究风
2010年开始逐渐兴盛的华人村镇研究自然也采集和使用碑铭、特刊和口述采访，但与过往的差别是集中在某一范围进行全面的采集文献，其中除了学界熟知的书信、契约、账册等，也包括稀有的文献如各类准证、守丧时文、地方通讯录等。亦即以地方为据点，全面无所不包的采集民间历史文献，然后再将各点的信息加以统合，最后形成大数据。如果人员和经费充足，可以多点同时进行，从内容而言，其范围广，无所不包，面面俱到；从地域而言，采集范围集中一点，同时又具全国性。无论从内容或地域，皆属全方位集。
特刊的意义
如果从地方出版的特刊来分析，不论是会馆特刊、校刊，或是地方特刊，事实上就是地方史志。这里权且以霹雳朱毛埠瓜拉光新村（Kuala Kuang, Chemor, Perak）、曼绒县实兆远（Stiawan, Manjong）和邦咯岛（Pulau Pangkor）为例加以说明。瓜拉光新村是个河婆人为主的村落，村里的河婆同乡互助会在新会所落成暨成立39周年的会庆时，出版纪念特刊以志纪念。特刊除了例行的会务报告，有近半的内容是论述新村的政经社文、社团、神庙、学校等的历史，仿如一册地方志，一册在手基本能了解当地的方方面面，及其历史发展。同样的曼绒县的华团在庆祝实兆远福州垦场一百周年纪念时，也出版纪念特刊，也以相当的篇幅介绍实兆远福州垦场的历史和人物，也具备地方志的功能。上述两册如果说地方历史仅是附属品，那么邦咯岛的华联学校纪念特刊，无疑就是一册地方史料总集，除了辑一的校史，其他的五个部分皆是地方的文史资料，反而学校的资料和照片放在附录处理。
编写地方史
社团会馆编辑出版周年纪念刊，其主要目的在进行会务报告，并将社团的丰功伟绩整理罗列，以示领导层的贡献。然而如果仅有社团的内容，不免过于单薄，编委会往往会顺势整理地方史志，无意间为地方文史留下鸿爪。少数先知先觉的村镇，则由当地有识之士发起组织地方史志编委会，共同编写地方史，如瓜拉江沙（Kuala Kangsar）、士古来（Skudai）和珠宝（Chermor）等，分别出版了《江沙华人史迹》《士古来华人地方史料汇编》和《珠宝百年拓荒开埠史》。
信息量庞大
从这不难发现，村镇聚落可谓是地方文史资料的宝库，其所蕴含的庞大信息，如果不是深入发掘，恐怕无法想象。以笔者编著的《直凉华人志暨资料汇编》（加影：新纪元学院，2013）一书为例，一个名不见经传，也没有什么特色的华人新村，经过悉心采集整理，竟然可以编辑出版成涵盖舆图、历史、政治、经济、社会、社团、教育、宗教、文化和人物等十个面向，四百余页的方志，几乎地方志中人文社会领域可以涵盖的内容都包罗在内，其资料可谓即多且大。
传统文献向为马新华人研究的主要采用史料，但随着传统史料的穷尽，民间历史文献逐渐受到关注，一场史料革命已经悄然兴起。尤其是在华人村镇和民俗研究方面，传统史料已经无法构建完整的历史文化面貌，反而民间文献方能有以为之，传统史料退居二线，成为辅助史料，成为佐证的角色。其次，不少已经开发的议题，只有在民间文献的助力下，方能进行更为细致深入的研究和讨论。社团特刊原是民间文献，是马新华人研究长期被使用的史料，其实社团特刊已经化身为传统史料，随着研究的深化，已不足承担新领域和细致的史料功能。可以预见，许多马新华人研究的课题，以民间文献为主，传统史料为辅的史料使用模式，将会到来。
民俗色彩浓
马来西亚的大城小镇，大部分皆有明显的籍贯色彩，如霹雳的双溪古月（Malim Nawar）和拱桥（Khantan Baru）即是河婆村，雪兰莪五条港（Sungai Lima）和柔佛龟咯（Kukup）是同安人为主的渔村，砂拉越的诗巫（Sibu）和霹雳实兆远（Stiawan）则是福州人开发的村落。雪兰莪沙登新村（Serdang）和彭亨林明是客家村落，类似的例子多不胜数。即便部分村镇籍贯特征逐渐消隐，然而其籍贯的影响仍然清晰可见。
各方言籍贯的风俗习惯不尽相同，甚至天差地远，成为这些方言籍贯色彩浓厚的村镇的特色，这些村镇仍然普遍奉行原乡的习俗，如果加以采风整理，将会看见多姿多彩的闽粤习俗在海外的实践。以霹雳州的客家市镇金宝（Kampar）为例，至今仍然可以看到传统客家的丧葬仪式，其流程如下：初丧礼仪流程为小殓、送板、大殓、封神、设灵堂、穿孝服；治丧礼仪为道士设坛 、请神、买水、上孝成服、开坛、追魂、招魂、拜忏、过奈何桥、烧灵屋、送神；出丧礼仪为封棺、设家奠礼、道士还寿、诵读奠文、三叩九跪礼、压杀、饯行、上山、下葬、呼龙、抛鸡、分五谷；终丧礼仪为七七斋、旺山、入伙、开光 。另一在雪兰莪的客家新村史里肯邦安（Sri Kembangan，也称沙登Serdang），村民的日常生活有不少是以客家习俗为主，如大年二十有进行“补天穿”的习俗，丧葬仪式一般请客家道士来主持，客家的酿豆腐是村里最具代表性的食物，客家手工包也普遍可见。其次，这些纪念特刊也常有记载个别方言籍贯习俗的文字或图片，如万挠1960年代以前的出殡仪式和情况。
华人村镇是华人民间历史文献的宝库，可谓藏富于民，如此丰富的信息，有待更多的学者和研究人员采集，以丰富华人的文献。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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