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马来西亚的教育体系，目前形成五种体制并存，包括国民教育体制（马来文）、华文教育体制、淡米尔文教育体制、私立学校／国际学校（英文）、伊斯兰宗教学校体制。通常人们习惯以各类“源流”(streams)，来形容不同教学语言的教育体制。多种体制并存，反映马国社会多元的特质，以及历史沿革等因素，但也导致语言政治长期成为国族建设、社会分歧的焦点。
英国殖民时期的治理手段，对文化和语言其实是采取民间自治、适度放任的态度，官方专注发展英校和一些马来文学校，但对“方言学校”（vernacular schools）则只作有限度的管制，因而间接鼓励民间办学风气蓬勃，也导致独立前各族群母语教育已发展出一定规模的建制。在目前的教育体制中，华文教育和淡米尔文教育归类为母语教育范畴，在小学阶段享有公立学校的体制内地位，但又仰赖民间资源才能成长。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运动历经奋斗和拓展，如今迈向教育改革的方向，除了教育专业上要求改革，华教机构内在的组织与价值也面临挑战，同样需要转型。这个从陈嘉庚、陈六使、林连玉一路延续下来的华人兴学办校传统，如今来到新的时代正面对两大冲击，一是马来西亚社会、政治乃至人口结构已有重大变迁，二是华文教育运动的特质和性格也产生变化，这个教育运动无论在定义上和组织上都需要新想象、更新或再造。本文部份内容取自本人执笔的《构建多元与永续发展：华教论述总纲领》，旨在讨论在新的政治社会格局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体制如何面对时代的挑战，既要在论述上革新，思考如何与国家的政治力互动，也要优化民间的社会力资源。
重新检视“民族教育”的定位
母语教育在马来西亚享有宪法保障的地位，从比较的角度而言，马国宪法对语文的规定是东南亚较具包容性的国家之一。虽然宪法列马来语为国语，但各族群母语具有学习和使用的权利，尽管是非官方性质的使用，但毕竟是明文入宪的条款，这可视为母语教育存在的宪制基础。
马来西亚的母语教育，并非是独尊母语的排他式体制，他们是在承认社会多语的背景下，采取一种兼通多语的母语教育策略，即在基础教育阶段（小学）主张以母语吸收和学习知识，但同一阶段兼顾其他语言的学习，有者则在中学以后就转换学习语言，例如转入马来文教学的国民中学。马国不少人士接受这种兼通多语的母语教育策略，而非采取新加坡式的一科母语，除了政治社会条件的差异，也发现学校只靠母语一门单科，是无法承担起弘扬文化和维护传统的功能。不过，目前国际学校就是采取一科母语的模式。
1970至1980年代的二十年之间，华文教育遭受马来民族主义和国家机关的严峻压力，加上东西方冷战，华教运动衍生出悲情和抗争情结。如今在马国政治转型、国外地缘政治改变的趋势下，华文教育已挺过最艰难的时期。尽管国家语言政策不可能有重大变更，也不时会遭受行政官僚的刁难阻碍，但在可预见的未来，除非是严重的政治倒退，否则华校和淡米尔文学校的法定地位，基本可以维持。政治上所谓“消灭”母语教育的言论不只违宪，也并不现实。
除了政治环境，华教运动其实还面临社经结构转型的压力。马来西亚华人人口比率下降，不只影响华校学生人数，也冲击华裔长期的政治地位。根据2022马来西亚生育率统计，全国的女性生育率仅有1.6人，在1970年是4.9人。目前各族群生育率都在下降，马来人是2.1名孩子，华人则只有0.8名孩子。华小学生人数逐年减少，同时期非华裔学生则持续增加，加上国际学校林立，华教的前景挑战不小。另外，华人社会的中产阶级涌现，一改过去华教基层群众的阶级成份，阶级变迁和世代交替为华社带来观念调整，对华教的情感和期待也有所锐变，这些社经转型因素值得重视和因应。
华文教育过去自我定位为民族教育，也是凝聚华人社会意志的集体事业。惟根据统计，目前国民小学的非巫裔学生少于10%，而华小的非华裔学生却逼近20%。如此一来，华文教育的受众和社群有日益外延的趋势，其利益相关者也逐渐增多，未来的华教群体将包涵新兴的非华裔家长和校友。因此，如何重新探索华文教育的“民族教育”定位，就涉及未来的战略选择以及新论述的开展。
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对象如果仅限于华人社会，或维持在民族教育的框架内生存，已经难以适应现实的面貌，也压缩了其扩展的潜能。随着日益庞大的非华裔华校受惠者，在可预见的二十年后，非华裔生将从目前的第一代繁衍至第二代，华校势必不再仅限于华人，华文教育也不限于只为华人服务，届时华教就必然演变成马来西亚人的华文教育，为各族的马来西亚人服务。
在马国的多元社会国情下，未来的华文教育将朝更具包容性和多样性方向发展，这个态势业已形成，成为全民的华文教育。由于华裔人口比例减少，这个趋势还有加快之虞。也就是说，马国将有相当一部份非华裔国民，能基本理解华文华语，也能阅读和接收华文资讯。但是，华小坚持中华文化、弘扬汉字汉语的固有特征，这个初心不会改变，但服务对象则是不同族群与宗教背景的马来西亚国民。如果这个潮流不能抵挡，也无从阻挠，那么华教的定位与论述就应该及早调整，同时采取相应的策略方针。
因此，我们就应该在论述和行动上，准备因应“全民华教”这个时代的来临。所谓全民华教的理念，就是华校依然由华社集体所主导，也不会减少华文教育的特质和性格，反而增加华文教育的包容力和软实力，让华教更具有跨族群、跨文明和跨边界的多元性。华校打破只是华裔子弟专属的求学场所这种固定思维，反而是全民在同一帐篷下共同学习华文，以及不分族群运用华文来学习知识的学府。如此一来，华校的围墙降低了，视野与天空却更开阔。
随着全民华教概念的产生，长期以来合理化华教的论述和叙事，也需要有所调整。例如华教运动向来强调母语是最有效的学习语言，就可能难以面对非华语群体。母语的学习成效是经得起教育理论的检验，也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该论述对华族学生依然有效，但不完全能适用在非华族学生身上。过去华教在历史叙事上，都会着重控诉国家压力，面对文化单元政策的围堵时，侧重抗争和悲情的记忆，在讲述华教故事上也会沾染大汉民族主义和中国情怀。但是在全民共享的华教新时代下，就需要在情感和语调上作出调整，要有更具包容力的叙事。如何向非华裔社会讲好华教的故事，也会对传统华教运动带来冲击和挑战。
随着大量非华裔、非母语群体走进华教体制，确实需要在论述上更丰富、更多元、更精进，以回应新的趋势与变化，包括加强对于第二语言教学的概念、“以母语为基础的多语言教育”(MTB—MLE)理论，以及思考社会多语还是个人多语，都要有更多的理解和探索。
另外，在全民华教概念下，母语教育就不再只是单一族群的课题，而是事关全民的公共事务，无论是国家与社会，都可以允许更平和、更开放的角度来处理华文教育相关政策议题。在华教全民化的倡议下，政府需要承担更大的责任，而不是忽略或排斥，因为它已经不再是单一族群的教育体制，也无法由个别民间团体来垄断。
在政治转型和一党霸权崩解之际，华教运动的政治空间、政策参与和游说介入的机遇，其实只会扩充而不是削弱，关键在于华教的社会领导如何运用政治机遇，或作适当的策略操作。有关方面应推动官方设置一个母语教育的咨询架构，让政府和民间建立更畅通、稳定和正常化的咨询模式，在体制内建立更加制度化和有建设性的政策咨询管道，改变目前零碎、不固定和个人化的模式。
在政策倡议上，如何扩大母语的使用，也是华教运动可以介入的层面。在公共领域能否使用母语，影响到某种语言的地位和权益，当人们的母语在公共领域内不被重视、甚至遭受歧视时，他们会感觉到这是对自我认同的一种伤害，因此平等地使用各自的母语，是社会改革中的重大成份。
马来西亚是多语社会，华文和淡米尔文有一定的社会和商业使用价值，甚至政治上也不乏意义，未来仍有广泛的有机发展空间。但碍于国语政策的规定，官方部门的工作语文无法使用各族母语，包括国会会议，不过在其他涉及公众权益的场合，应思考推动翻译的服务，以保障相关人士能以自己最流畅的语言进行沟通。目前法庭审讯是可以要求口译人员，同样的，在公立医院、移民厅、国民登记局等机构，如果能配置母语翻译人员，或引入人工智能的翻译服务，也能确保公众能运用自己最方便的语言来就医或办事。这除了增加母语在公共领域的使用，也有便民之意，并保障少数族群在洽公时有充份知情的合理权益。
华教运动的停滞与内卷化
在国内政治正值民主转型阶段，母语教育运动的未来想像及其前途命运，也与国家的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因此华教运动对民主政治的认同和信任，以及支持民主转型、巩固民主体制的意愿，就显得非常重要。母语教育涉及少数群体的权利，而保障这些权利就必须依赖协商互信、尊重宽容、公开透明等条件，这些条件都必需建立在民主政制和宪政保障的基础上，不能仰赖民族动员、君子协议或约定承诺等等方式去维护。
华文教育运动经历过群众动员，也走过悲情抗争，如今迈向教育改革的方向，这个策略转变值得嘉许。但是，华教机构除了教育专业上要求改革，其内在的组织与价值也面临挑战，同样需要转型。在新形势下母语教育若要有新想象，华教团体就不能停留在旧有的组织文化和固定思维中，而应有所更新或再造。华教运动除了在国家政策上发动倡议、游说与抗争，本身也要有深刻的内省与洗涤，从十余年来的华教纷争中复原过来，重建公信、专业与韧性，重新与变迁中的公民社会和社会运动再度连结，才能召唤年轻世代的认同和信任。
近年有人形容中国社会出现了内卷化现象，事实上华教运动同样出现内卷化。甚麽是内卷化（involution）？简单讲就是“有成长、却没有发展”的意思，或者是自我重复缺乏进步。
华教运动经过多年的发展，组织和体系日渐庞大复杂，随着多年来的权力与领导权演变，也衍生出派系众多、群众分歧、组织散涣的现象，结果长期习惯旧语言、旧议题、旧模式，却没有带动论述更新，最后出现有成长、但没有发展的局面。华教内卷化的后果，造成对旧有琐碎问题越来越精细地关注，善于操作但弱于布局，但没有对议题和格局带来开拓，习惯原有的运作，害怕与排斥变革和创新，缺乏组织成长和人才培养。一旦在组织和论述上没有强有力的方向感，一个运动空有群众也属枉然。
华教运动曾经在民族教育、民权政治、进步价值三条战线上，走过了最精锐勇猛的阶段，为维护少数族群权利，发挥了相当的影响力，堪称是1980年代国内最重要的公民社会大军。不过，这股社会力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停滞下来，在过去十年马来西亚政治转型期间，更显得旁观和迟疑，许多时候还落在新兴的马来社会力量后头。华教运动逐渐出现组织疲弱化、机构官僚化、人事臃肿化，也忽视华人社会阶级结构变化，难以回应华社中产阶级化和世代转型之步伐，以及社会对领导素养和教育专业的期待。
近年来，不管是马来社会的右派、自由派和伊斯兰主义力量，组织经营都日益新颖、创意和勤于论述，影响力日益扩大。反观华教运动仍处在过去的传统模式，纵使仍有群众基础，但深陷于停滞、内向以及权力的冲突，虽然这种现象的深层因素众多，但与组织的学习能力不足也大有关系。另外，华教成员尽管高喊跨族群主张多年，但整体意识上仍对异族和异文化存有偏见乃至歧视，有者只将跨族群工作视为形象工程，有者则对其他族群的社会变迁缺乏兴趣和同理心。在政治转型和全民华教的背景下，这种心态已经不合时宜，也不符华教运动本身利益。
如今的华教运动日益出现内向和回应能力不足的困境，是社会运动走过高峰后的滑坡现象，组织在面对外在变迁时欠缺学习能力。表现在华教运动组织常见的学习障碍，包括以下几点：一，思考局限：通常只专注本身熟悉的职责，而形成固定、片面的思考模式。二，归罪于外：当内部产生问题，常倾向归罪于外，而非对用人和制度展开自省和检讨。三，专注重复事件：日常运作充斥着琐碎又重复的事件，热衷短期活动，忽略长远的眼光。四，煮青蛙效应：教育思潮与社会趋势之变化，多半是缓慢渐进的，容易让人习而不觉。五，团队管理迷思：组织中常会设法维持团结和谐的外貌，诉诸温情，害怕追根究柢的精神。
华教组织及其运动，在本质上乃是教育的运动，或曰“以推动社会进步为目标的母语教育运动”，因此这些华教团体与单位，不是一般的华团结社而己，比一般的联谊社交的社团还增添多一份公共性格，以及理念色彩。华教号召教育改革，运动本身也要永续学习不断改革，才能不负使命。
学习型的华教运动
新时代的母语教育运动，若要走出内卷化，至少要调整成学习型的华教运动、理念型的华教运动，才能避免组织和群众的散涣与停滞。
在全民华教概念下，学习型的华教运动应该有外向、开放、健康的心态，去了解和认识多元社会的变化，观察不同族群和社会阶层的脉膊和面貌。华教运动以本身的母语教育为本，但观念和格局上不能停留于单一族群的华文教育，因此海绵式的学习与吸收能力尤为重要。这种学习和消化不应只是功能性或应景式的学习，而是抱有好奇兴致和探索的态度，才能建立组织上长期的学习型文化。
学习型的华教运动要经常保鲜更新，掌握教育与社会上的新趋势，不断透过学习和培训增进新知和观念，才能在领导社会舆论和倡议政策时，有进步和创新的主张。扎实和有份量的主张，还能够动员社会精英，调动普罗群众的积极性。社会是等待领导的，而最强有力的领导，不是通过财富、权力、威胁，而是以观念与意见来领导，正如1990年代董总最辉煌时代，曾发挥理念领航角色。
现代教育与政策的议题越趋复杂，政策的倡议与游说也讲究专业，因此社会各领域日益重视专业智库的投入，这也是近年来中国和本地马来社会显著出现的迹象。很多马来人与穆斯林党团都涌现不少研究机构或智库，规模有中型和小型，都愿意投放经费去组织研究团队，分析政策议题。反观华社以及华教运动，就跟不上时代，缺乏较为成形的智库团队去回应各种挑战，无法引导社会舆论，实际上已远远落后于马来社会的发展，更遑论政府的政策官僚。
熟悉马来社会的学者丘伟荣就指出，如果我们还以为马来右翼组织是乡间的吴下阿蒙，那么华教运动恐怕就无法阻挡马来右翼在知识上、政策上的势力膨胀。学习型的华教运动应该要组建自己的智库团体，来建构和宣导本身的政策论述，同时应付不同阵营的竞争性主张，否则必将在新形势下面临马来右翼的知识围堵。
学习型的华教运动不应忽略广大的基层组织，它既是运动组织内的中流砥柱，亦是相对传统的群体。华教的基层与群众，不只有动员和串连的重要作用，华教运动的中央领导也是来自地方基层的推选产生，要是地方弱中央也会弱，甚至出现无人可用的窘境。目前有些州级董联会已有领导涣散和组织松懈之情形，如果基层弱化和式微，整个运动的动能自然也会走下坡。如果地方基层有所停滞和僵固，或分歧撕裂，还会直接冲击华教运动的整合和凝聚。
要营造学习型的华教运动，就要有相应的学习型基层群体，华教的基层网络是完好存在的，而且资源丰沛，但人材与精英的培养必需关注。随着地方上华校微型化、城乡人口的移动，以及华教热情的退潮，如何争取和召唤基层的年轻学习型领袖，就必须要认真的提拔与物色，往往需要组织上的规划和有梯次的栽培，有赖于全盘的人事与部署，包括理念上达成共识。华教运动要重建基层的活力，优化群众干部，就需要回归到组织上的再造和变革，舍此没有其他途径，包括考虑由有条件的地方和中央，派出精锐的干部与职员，前往蹲点支援，协助改造、盘整与激活，注入新的观念和气象。近期马国兴起的社区文化创生，就有许多值得参考的观念。
结语
陈嘉庚先生的以商养文精神，深刻影响了新马地区的华人社会，尤其在马来西亚，更激励起众多企业家和商业领袖投身教育事业，号召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商介入文教建设。但是嘉庚精神除了捐资办学、以商养文的一面，也有革除旧俗、现代改良的其他面向。吾人继承和效法嘉庚精神，不能只学习一半，只强调一半，而忽略尚有向前调适和革新的另一面。面对社会与观念变迁带来的现实改变，华文教育界人士的热情，已不能停留在建设硬体和重复发展的局面，需要及时检视和反思华教固有的模式和论述，是否适应社会的复杂变迁。
当前马来西亚除了政治环境剧变，也面临社经结构转型，华人人口比率下降，导致华教的组织和动员模式受到挑战。华人社会的中产阶级涌现，淡化了华教昔日的左翼色彩，也改变了华教基层的草根群众成份。阶级变迁和世代交替，使社会对教育的期待有所锐变，他们对华社的以商养文传统，未必有所坚持，这些社经转型因素都需要重视和因应。
华教运动走过高峰后，暴露出后劲不继、精英流失的现象，在国家的高压消减后，内部却面临领导力弱化与平庸化的窘境。面对外在变迁缺乏学习能力，也衍生出派系分歧、组织散涣的问题，无法带动观念更新，还会出现内卷封闭的困境。如果华教体制无法转化为学习型的组织，在社会和政策上发挥领导能力，长期而言将失去方向感和想像力，整个华文教育体制也会丧失朝气和韧性，最终走向低迷、内向和停滞。
作者为马来西亚政治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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